关于第44次大选期间Erin O’Toole先生和Kenny Chiu先生涉嫌外国干预的指控
2024年2月6日
尊敬的专员：
感谢您让我有机会参与公众对外国干预问题的调查（PIFI）。作为介入者，我将不时提交材料，希望为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帮助。我与您以及所有参与者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识别2019年和2021年联邦大选中真实存在的外国干预行为，并探索更好的方式，保护我们的民主免受此类干预的威胁。同时，我认为我们也需要警惕一种过度激进的反干预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压制合法的政治辩论，污名化加拿大公民，加深对种族化社区的刻板印象，并侵犯基本权利。
在这次提交中，我对Erin O’Toole先生和Kenny Chiu先生在第44次大选期间遭遇外国干预指控的案例进行了分析。这些指控来源于两份已做删减的SITE（安全情报选举威胁工作组）绝密文件（文件编号：CAN005804和CAN003781），并已被PIFI参与者查阅，随后作为证据提交。这些关于O’Toole和Chiu先生的指控不仅在媒体上广泛报道，还成为发起公众调查的主要理由之一。因此，委员会不仅需要仔细审查SITE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中的指控是否存在，还需评估这些指控是否具备可信性。
我的评估认为，这两份文件中的结论存在明显问题。如果将O’Toole和Chiu事件作为真实的外国干预和虚假信息案例接受，不仅会对受影响的公民造成伤害，也会对加拿大的民主带来更广泛的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仅限于SITE报告中关于O’Toole和Chiu的具体案例，而不涉及更广泛的、关于中国（PRC）或其他外国国家或非国家主体干预加拿大民主的议题。
关于2021年9月13日的SITE报告（文件编号：CAN005804）
该文件指出，“可能存在一项由中共（CCP）实施的信息操作，旨在劝阻选民投票支持加拿大保守党（CPC）。”
文件提到，WeChat（微信）和Douyin（抖音）上的社交媒体帖文广泛传播了一种说法：“CPC的竞选纲领表明Erin O’Toole几乎想要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文件随后指出：
“这一说法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传播规模。”
文件进一步说明，在9月9日至12日期间，一些面向华语加拿大人的热门WeChat新闻账号积极分享了这一说法。这些账号未标明《环球时报》为信息来源，从而模糊了该说法的原始出处。
此外，某些账号添加了评论，比如“华裔加拿大人对保守党的纲领感到害怕”，并质疑华人同胞是否应该支持采用这种言辞的保守党。
文件的评估结论是：“加拿大快速应对机制无法确定这些首次由中共媒体推广的叙述是否与面向华语加拿大人的热门WeChat新闻账号之间存在协同关系……加拿大快速应对机制也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推动用户参与该叙述的非真实活动，因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完全不透明。”
关于2021年12月17日的SITE报告（文件编号：CAN003781）
该文件报告称，“中华人民共和国（PRC）试图以秘密且具有欺骗性的方式干预加拿大2021年的联邦大选”，并列举了以下案例：
“SITE工作组还观察到某些在线和媒体活动，旨在劝阻加拿大人，特别是华裔加拿大人，支持保守党（CPC）、Erin O’Toole以及第44次大选期间前斯蒂夫斯顿-里士满东选区的候选人Kenny Chiu。虽然我们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这些在线活动是由PRC主导的外国干预活动，但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可能的协同迹象。”
报告进一步阐述：
“SITE工作组发现，大量文章在PRC和加拿大本地的华语新闻网站以及WeChat新闻账号之间传播。这些文章包含关于前斯蒂夫斯顿-里士满东选区CPC候选人Kenny Chiu及其私人议案C-282（建立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的虚假陈述。这些文章声称，如果Chiu当选，他将推动通过一项‘外国势力登记法案’，该法案会将‘与中国有联系的任何个人或团体认定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
这些文章通过错误或误导的方式描述了Chiu及其提出的C-282法案，并将这些叙述与其他新闻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些故事声称保守党领导人Erin O’Toole“几乎想通过其第44次大选竞选纲领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
此类案例的不同版本被加拿大媒体广泛引用，作为中国干预加拿大的真实案例，并成为推动外国干预调查的重要依据。
然而，我认为SITE的评估是有问题的，原因如下：
a) 是否属于外国干预？
在O’Toole和Chiu的两起所谓干预案例中，SITE明确表示无法将WeChat/Douyin上的涉事帖子直接归因于中国政府或中共（CCP）。相反，SITE提到“观察到PRC及中共新闻媒体与加拿大本地的华语新闻媒体之间可能的协同迹象”。根据我的理解，SITE分析员观察到的仅是这些帖子“病毒式传播”的现象。
社交媒体帖子的“病毒式传播”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平台用户认同这些内容。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将加拿大本地华语新闻媒体上的帖文视为外国干预，这不仅有损这些媒体和用户的声誉，还带有歧视性和污名化的意味。相比之下，许多非华语新闻媒体上的病毒式帖子同样歪曲了加拿大政治人物的立场，但它们却并未被视为可能的外国干预形式。例如，麦吉尔大学的一份报告就指出了2021年大选期间，非华语社交媒体上存在的歪曲信息。这些信息的传播范围和对加拿大选民的影响，远远超过了WeChat/Douyin上的帖子。
b) 是错误信息还是虚假信息？
SITE评估的一个基本假设是，WeChat/Douyin上的帖子确实歪曲了O’Toole和Chiu的立场。
以O’Toole为例，SITE引用的帖子声称他“几乎想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表示“华裔加拿大人害怕保守党的纲领”。此外，SITE指出，这些帖子没有标明《环球时报》的来源，从而“模糊了叙述的来源点”。因此，SITE关于外国干预的结论，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个假设：这些帖子中的观点是由外国来源传递给加拿大用户的。
然而，O’Toole关于中国的立场早已通过他的公开声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以及媒体报道为公众熟知。
例如，O’Toole在竞选期间明确表示：“我是唯一有计划重置加拿大与中国政权关系的候选人……”，并指出“世界正处于与另一个压制性政权（这次是中国）的新冷战边缘”。此外，保守党第44次大选的竞选纲领31次提到“中国”，且均为负面评价，包括建议加拿大在某些供应链中“与中国脱钩”。
早在2020年8月24日，《环球邮报》就报道说：“通过选择Erin O’Toole，保守党提升了一个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报道分析了O’Toole的“鹰派”对华政策。
为什么SITE没有考虑到，加拿大本地华语新闻网站可能是根据O’Toole的公开声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或者其他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发布了这些信息？为何这些华语新闻媒体会被刻板地认为仅依赖于中国的信息，而这些平台的用户则被假设为无法从加拿大来源获取关于加中关系的信息？
几个月后，加拿大华裔保守党协会公开批评他们的领导人在第44次大选期间的言论，称其为“仇恨信息”。这种批评是否来源于外国干预？更可能的解释是，保守党内部的一些人，根据独立判断，认同了WeChat/Douyin上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则基于他们对党派竞选纲领和O’Toole言论的理解。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O’Toole对中国的立场是否正确，也不在于他是否有权表达这些立场。他或许认为，对中国采取“鹰派”态度能够为他的政党争取更多华裔加拿大人的支持，但同时，他也应该预见到，这可能会引发其他华裔群体的不满。事实证明，这种不满确实存在，从微信和抖音上的帖子以及部分保守党成员的反应中都可以看出。对于O’Toole以及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机构来说，这种情况本不应感到意外。为何 SITE 没有考虑到，华裔加拿大人可能对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本身存在真诚的质疑，而是直接推断这些质疑是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呢？
随着中国涉外干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加拿大政客可能会将 Mr. O’Toole 的“鹰派”对华立场视为未来选举中的制胜策略，并加以效仿。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是加拿大民主进程的一部分。然而，如果公众对“鹰派”立场的接受导致持不同意见的人被污名化，或者让个人和团体在缺乏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为受外国势力影响或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那么我们的民主实际上就会受到侵蚀和削弱。
Chiu的情况也类似。尽管 SITE 无法确认关于他私人议员法案的微信帖子是否由中国政府主导，但他们实际上将这些帖子列为外国干预的例子。SITE 进一步描述这些帖子为“虚假或误导性信息”，并引用帖子中的一个例子：
“一项‘外国势力登记法’，将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个人或团体认定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
我仔细研究了 Chiu 的私人议员法案，并在《Policy Option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分享我的研究结果。我认为，这些微信帖子并非虚假信息，而是对其法案的合理、非专业的解读，并且是正当的政治辩论的一部分。
问题的核心在于，Chiu 的法案要求所有外国委托人进行登记，包括“相关实体”。“相关实体”被定义为——根据多项标准之一——其领导层“习惯性地或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况下，有义务按照外国政府或外国政治组织的指示、要求或意愿行事”。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国家，可以合理推断，中国境内的所有合法实体——包括企业、教育机构、校友会、文化团体以及地方政府——都可能被归类为“外国委托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加拿大代表这些实体，与议员或高级公职人员就公共政策问题进行交流的人，都需要依法进行登记。
这一问题在当前背景下尤为关键，因为我们的安全和情报机构认为，中国的间谍活动通常依赖“非传统”手段，并在“灰色地带”运作。这些手段可能涉及“海外华人社区、商界人士、学术界、政界人士及其工作人员、媒体和宗教团体”。
我曾在更广泛的讨论中提到，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外国影响透明登记制度”类似于 Mr. Chiu 的私人议员法案。
最近的一项联邦法院裁决也印证了我的分析。在 Li v Canada 案中，法院以“间谍活动”的扩展定义为依据，驳回了一名中国公民申请在滑铁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签证。
法院在裁决中指出，如果该学生“获得签证前往滑铁卢大学学习，有合理理由相信他可能会被招募或胁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提供敏感信息”。换句话说，法院将任何可能“被招募或胁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敏感信息”的人都视为国家安全风险。
如果这一原则被应用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家庭、商业或文化联系的加拿大人身上，那么他们可能会因此被要求在 Mr. Chiu 提议的宽泛定义的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下登记，这将使这些人处于更为脆弱的境地。
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 Mr. Chiu 是否有权提出像 C-282 这样的法案，也不在于这项法案是否具有立法价值。关键在于，华裔加拿大人是否能够像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对法案表达自己的保留意见，而不因此被污名化为外国干预的对象。我曾收到成千上万条来自加拿大人的信息，反对参议院正在审议的法案。这些信息中，许多基于对法案的误解，甚至明显受到美国政治话语和利益团体的影响。然而，几乎没有人将这些信息视为美国的外国干预。
由于 PIFI 的调查结果将直接影响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实施，因此，委员会必须纠正任何关于外国干预的错误判断，以免给那些可能被视为“可登记”的个人和团体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虽然微信帖子的措辞并不够精准或优雅，但将 Mr. Chiu 的法案解读为“外国势力登记法”，并认为其会将“任何与中国相关的个人或团体认定为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是一种合理的普通人解读。这种解读至少应该被视为正当的政治讨论。而这些所谓“有问题”的微信帖子，其内容实际上并不比其他非中文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大量错误信息，或我每天收到的大量歪曲政客立场的参议院邮件更具误导性。
即使承认这些微信帖子的内容存在不准确或扭曲的问题，SITE 在无法证明这些帖子由中国政府主导的情况下，仍将其列为外国干预的例子，这一点令人深感忧虑。SITE 的做法暗示，问题并不一定在于这些帖子是否由外国势力传播，而是在于这些观点本身从选举安全的角度被认为不可接受。
这种做法实际上压制了合法的政治讨论，并对持有这些观点以及使用这些平台表达意见的人进行了污名化。讽刺的是，作为负责维护选举安全的机构，SITE 的这一指控反而削弱了加拿大公民的安全。那些试图通过表达自己对重要问题的看法而积极参与 2021 年选举的加拿大人，反而因此受到了威胁。
如果未来的选举中再次讨论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问题，选民又如何能够确信，他们可以像 2021 年的微信帖子那样表达自己的担忧，而不会被贴上外国代理人或外国干预傀儡的标签？
对 PIFI 的影响
我的意见是基于对两份经过删减的 SITE 文件的分析。如果完整的未删减文件能够公开，我愿意重新审视我的分析。然而，在文件未公开的情况下，委员会可以评估这些删减内容是否会对我的结论产生影响。如果委员会接受我的分析，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调查，为何如此严重的分析错误会出现在 SITE 的报告中，并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可能的建议包括：
- a) 发表公开声明，明确否认加拿大本地华语平台及其用户存在不忠诚或参与外国干预的任何假设；
- b) 调查SITE报告中的严重分析错误是否源于党派倾向、偏见、不足的培训，或是SITE组成机构（如CSIS、CSE、GAC和RCMP）领导失误所致；
- c) 确保未来在打击外国干预的过程中（包括选举中的相关措施），不损害加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民主价值。
感谢您抽出时间审阅我的提交材料。
谨上，
胡元豹
免责声明：
本中文翻译稿是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阅读方便。如有异议之处，均以英文原稿为准。